“李定国这事情弄得……尽给我出难题啊。”1687年6月30日，宁绍首府鄞县，正在野外视察上定铁路施工进度的刘厚非，向左右随从们苦笑着说道。
实话实说，这次南明出这样的事情，既是偶然，其实也有很多必然的因素。李定国和孙可望的矛盾，只要不是耳目闭塞之辈，这么多年来多多少少都听闻过几回。孙可望这个人虽然打理内政是一把好手，在西营老兄弟中的威望也很高，但终究野心太大，投靠南明这么多年后，看南明越来越不成器，竟然起了篡位自立的心思，这是他与李定国等人根本性的矛盾。
李定国认为，现在南明朝廷根基不稳，国力孱弱，若不想江山蒙尘，落入胡人之手，就只能与南明朝廷群臣勠力同心，一起合作。因此哪怕再看不惯他们的做派，也要捏着鼻子忍受，并想办法化解矛盾，如此才是上上之选。
只是这种论调是不可能让秦王一系认可就是了，别忘了他们是农民军出身，对南明君臣有着天然的仇恨，反之南明对他们也很看不顺眼，总之现在大家是抱团取暖，互相利用。但如果安定日子过久了，人的想法就可能发生变化，再加上一些私欲野心之类的因素掺杂在内，那么孙可望有自立篡位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成了，他可以做皇帝，威风八面，党羽们也一个个封公封侯，光宗耀祖，大家都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能不说孙可望等人不顾大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大局！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这个小集体的最终胜利，而不是整个朝廷或者说天下。与之相比，李定国倒是要高明一些了，他虽然化水平和孙可望等人差不多，出身也差不多，但考虑问题时所站的高度无疑更高，会从整个天下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别。
因此，从很多年前起，李、孙二人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连带着手底下党羽们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不少。不过李定国这些年身体不太好，一年中有不少时间在养病，为此交卸了不少朝中的职务，这给孙可望势力的做大提供了机会，不然事情可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但事情现在已然发生了，这不以任何人的客观意志为转移。李定国这会争分夺秒地收拾残局，大顺在调动物资和军队准备入侵，东岸人则在执行对大顺的禁运措施不管有没有用，制裁这个姿态总是要摆出来的，不然以后这中国大陆上的各路豪强们岂不是要更不把东岸人当回事？那怎么可以！
“队长，孙可望被杀至今已经过了两月有余，事情已经得到了充分发酵。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顺国已经出兵了，而且是兵分两路，分头伐明，一口气吞下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意图十分明显。有三省地盘这么大的诱惑放在这里，李来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听我们的话了，除非我们能打到长沙去动摇他的根基，但这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当然我们暂时怕是也没这个本事打到长沙去，呵呵。”说话的人是台湾银行总经理蔡盛国。
他是接替邵曙光来上任的，是这家大型殖民贸易金融企业的第二代掌门人，在远东地面上绝对算是第一梯队的实权人物了。这次刘厚非视察上定铁路进程，正在宁波的他也被喊了一起过来看看，谁让他们家在这跳铁路的董事会里也有一席呢？而与蔡某人相比，南铁公司远东地区的代表南一民（胶烟铁路管委会主任，上定铁路目前也由他代管）就要低调多了，虽然他们公司是这条铁路实际上的运营者，在董事会里有一票否决权，但他的底气仍然是无法和蔡盛国这种根正苗红又掌握着台湾银行的人比的。
现在南一民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顺、明之间的战争，那是大人物们考虑的事情，而不是他这样的技术官僚。南一民盯得最紧的，其实是上定铁路的建设资金会不会被挪用。即南方开拓队的刘队长会不会在财政不甚宽裕的情况下拿这笔钱去充作军费，到两广乃至湖广一带搞风搞雨，因为顺、明战争对大家来说完全是一次突发**件，根本没想到，因此财政预算中压根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应急资金（即便有也完全不够，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上定铁路建设而筹集上来的大笔款项，似乎就成了可以随意动用的香饽饽，而且刘厚非在这个敏感时刻率大家来视察上定铁路的施工进度，这是一种怎样的表态也很难说，因此南一民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忐忑的，但又没有任何办法。
“打带长沙去是不可能的，大顺有二十多万军队，火器普及率极高，战争经验甚至比我们还要丰富得多，怎么打？要花多少钱？更何况，打了以后，关系恶化了，以后如何相处？”刘厚非这话其实已经很直白了，东岸人现在对大顺的制约还是不够大，甚至连底线在哪里都很模糊，以至于被长沙的那帮君臣们一步步试探底线，牵着鼻子走，也是够让人郁闷的李来亨那帮人，到底是在战火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踩着钢丝跳舞的事情玩得如火纯青，吃准了你东岸人不敢出兵，甚至连在汉水、长江一带帮助大顺的海军都不会撤走，当真是把东岸人的心思给摸得很清楚了。
现在刘厚非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他发现自己无法动用军事手段制裁李顺政权，只能搞一些贸易禁运，同时撤回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和民生贷款（主要由几家国有银行牵头，也吸收了大量民间资金），让大顺的社会、经济运行不顺畅，生产力水平下降，进而影响到国力。
但问题是，这种程度的惩罚，顺国买账吗？或者说，他们能感受到痛吗？每一个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恐怕都不会如此乐观
首先，对顺国伤害最大的应该是在军事领域的交流和援助。这么多年来，东岸共和国一直是大顺军队系统在重型火炮、金属铠甲、工兵器械、特殊药、火炮观瞄及测量器件、武器维修工具、军用刺刀及战马（含挽马）等种上的最主要供应商。东岸人在养马岛、济州岛和库页岛生产的大量军需物通过马当要塞和巴陵县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大顺军队体系，帮助他们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武装力量。而一旦东岸人选择断货的话，那么大顺其实是无法补充的至少无法大规模补充，因为其国产化程度很低，技术和生产管理都有缺陷一旦存货耗尽，中短期来看军队战斗力是要下降一截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除此之外，东岸人还定期帮大顺培养合格的具有现代化战争视野的军队，以及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资料交流（比如过去百年内欧洲各国战争资料等等，由陆军部编纂出版），这方面若是断了的话，对顺**官现代战争素养养成的伤害也不小，但短期内可能还看不出来。
总而言之，在军事领域的制裁，应该是东岸人最强有力的武器了。如果顺国能够顶住压力的话，刘厚非乃至烟台的廖得功还真没什么好办法。而长沙的李来亨能顶住压力吗？
从目前的种种事实看来，是的，没错，李来亨决心顶住压力，不管不顾，一心伐明，以增加自己国土的厚度，解决几十年来的后顾之忧。东岸人的援助与南明地盘放在天平的两头，现在看起来似乎地盘更为重要，而且是重要得多，以至于长沙方面对东岸人紧急给予的警告充耳不闻，一心督促兵马南下。
当然东岸人也不会惯着他们，既然你选择了南下伐明，那么就必然要承受代价。目前不但两国间的军事贸易完全停止了，军事交流也是一概中断，正在东岸陆军随营学校内学习的顺军青年军官纷纷收拾行李，踏上了返家的旅程。就连东岸设在顺国几个前线城市的军事联络站的陆军情报官员们，也都接到了通知，将所有件、档案打包整理，返回宁波。
而除了军事领域的制裁外，东岸人在经济领域也挥起了制裁的大棒！当年关系友好的时候，宁波的很多商人在江西进行了重点投资，主要集中在烟、茶、丝、瓷四大类，这会他们也纷纷被鄞县方面约谈，禁止他们继续扩大在当地的投资。如果有出让手头资产的年头的话，就尽快出售，且不得出售给宁绍、登莱等地的商人，只能出售给当地人，说白了就是要你能撤资就撤资。
另外，南方开拓队及台湾银行也在江西、湖南二省建立了一些焙茶厂、碾米厂、纺织厂之类的企业。虽然都是半机械化的生产线，但说实话对顺国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技术进步了，更何况还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和财务体系，对顺国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其实不小的。
以那个位于江西的蛋粉厂为例，使用东岸设计的生产工艺，生产线也完全是在库页岛定做的，生产效率非常之高，每月产生效益六万元之多，产远销东岸宁绍、登莱地区的同时，甚至也销售了很大一部分到顺军系统之中。这家厂，刨除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和摊派，一年妥妥能收下五十万元以上的利润，当真是惊人得很了。
诸如此类的企业也有很多。它们多利用江西、湖南等地较为丰富的农产、矿物资源进行深加工，然后返销到东岸控制区，销路基本上都是有保障的，为当地的顺国官府贡献了大笔的税收，同时也因为雇佣工人、采购原材料的关系极大繁荣了当地的市场，在经济上有着不小的积极意义。
这次刘厚非和廖得功二人已经商定了，能撤资就撤资，不能撤也绝不扩大生产规模了。让长沙的李来亨也感受下，兜里银钱不足到底是一种啥滋味。动辄就派十万以上的军队两路伐明，长能耐了不是？现在好教你知道，十万人在外人吃马嚼的，还要采买火药、药、弹丸及其他物资，花费可不是什么小数目，看你能坚持到几时！
当然东岸人也没有忘记对顺国采取政治攻势。他们派出的使者现在已经在温台鲁王、福建郑经、广东二李的府上盘桓多时了，甚至就连广西当地的南明地方官府，也受到了东岸请托的广东商人或官员的游说，让他们一定要坚持抗争，尽最大可能迟滞顺军的行动，东岸人一定会在随后采取行动的，断不让他们的家业都被顺军给掳夺了。总之就是尽一切可能忽悠，为东岸军队在廉州、梧州等地的行动争取时间，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