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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的隆冬格外寒冷。
“凛冽的寒风、可以用‘微红、微弱’等词来形容的太阳，以及因为贸易封锁而产生的普遍性饥饿，使得澳门城的居民们陷入了极大的衰弱之中，因为在这个曾经很是温暖的海港城市，很多人居然感觉到了寒冷……”再次出使失败而归的塞凯拉先生坐在自己的房间内，轻轻写着日记——也许一个月以后会成为遗书？
“河对面是明国新会县的乡下，很多妇女正坐在屋子门口，挥舞着木槌无休止地舂捣着晚餐所需要的谷物。我回想起了十多年前那场席卷整个澳门的******，当时我与巴内加男爵的父亲在木屋荫凉下闲谈，谈到了稀少的降雨、谈到了不正常的气候，谈到了里斯本历史上食物匮乏的岁月，以及谷物满仓的富足年代。那时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年份啊，整个广东都很少下雨，春夏季节时乡间溽热难当，午后的地平线聚集着巨大的云团，心焦的农妇热切盼望着久等不至的降雨……”
“终于下起了一阵雨，空气中充斥着潮湿的泥土气息，人们赶紧播种，然后期待更多的雨水。然而他们往往要很久以后才能等到第二次降雨，而那个时候地里的农作物早已经枯萎了。在夏初便吃光了所有余粮的人们，注定要遭受饥饿，它如同影子一样威胁着人们，从未远离人们，让人们深刻领教了一把它的冷酷无情——如今的澳门城也正被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一如当年……”
窗外响起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喝骂声，被打断了思路的塞凯拉先生搁下笔，皱着眉头看向窗外楼下的街道，原来是一群居民在抱怨粮食又涨价了！这些人或许以前都不是什么贫穷之人——事实上澳门白人及其混血后裔中贫穷的自然是有，但绝不会太多，因为这座与广州年贸易额超过一百万两的城市本身就很富足——但在被围城封锁两个月后的今天，澳门城内有限的粮食早已不敷供应，其他诸如葡萄酒、奶酪、黄油、水果、蔬菜、海产品、牛羊、禽蛋之类的副食品就更是几乎见不到了，塞凯拉先生今天中午吃的肉汤里就只有几小块腌肉，白面包也只剩下了最后几块，佐餐的甜酒更是只有一小杯，日子确实很“难过”。
关于粮价的争吵很快就被赶来的卫兵驱散了，饿着肚子的居民——其中甚至有很多是本土来的绅士——被榨干了口袋里最后几枚银币，然后抱着一小袋陈米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其实，有的陈米吃就不错了，君不见大部分人连这个都吃不上么，除非你是如塞凯拉先生这类统治阶层，他们家的地窖内往往还有着一些金贵的面粉和葡萄酒可以享用。
“必须要尽快解决围城的事情了，不过这将非常艰难。”塞凯拉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其实昨天上午的时候，他就已经再度代表澳门总督出城与东岸人进行磋商了，为的就是解决这事。当时他试图以历史上两国本土开战但殖民地却维持和平的现象，来说服东岸人放弃对澳门的围攻，但被东岸人的指挥官儒尼奥尔——一个出身葡萄牙的少校军官——给拒绝了。这个背弃了自己信仰的男人坚决地表示，他的大军将持续封锁澳门城，直到葡萄牙人屈服为止，如果葡萄牙人想要打破封锁，那么欢迎来战。
战自然是不能的了！话说自从12月13日作战失利之后，在巨大的粮食压力之下，参议会与总督阁下在当月月底又组织了一支超过4000人的部队，在澳门城外与东岸人大战，结果作战不利再次退回了澳门，死伤超过了750人。至此，从军事方面打破围困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且随着澳门军心士气的逐步降低，这种可能性最终将趋近于无。也就是说，此时澳门的居民，套用一句明国人的话说就是“笼中困兽”，不能爆发就只能等死。
儒尼奥尔少校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了，塞凯拉先生觉得参议会之前商议的一些条件确实没法再拿出手，比如他们打算向东岸人支付高达五十万比索的赎城费，以换取他们解除对澳门的围困——这种条件，在目前这个形势之下，显然已无任何打动东岸人的可能性，他们从海陆两方面牢牢困住了澳门，并动用了大量舰船和军队，又岂是区区五十万比索能够打发的？参议会的先生们，实在是太过于乐观了！
1661年2月20日，塞凯拉先生又参加了一次参议会。这次的会议是在澳门面临严重饥荒且城内局势动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议会的先生们这时已经有些务实了，他们中有的人回忆起了十多年前那场持续多时的饥荒：饥荒爆发前澳门有四万余人（其中约一半是白人及其后裔），爆发后全城人口在短时间内就减少了一半，当然不全是饿死，很多人去了帝汶、孟加拉和果阿等地，但饿死的仍然不在少数（虽然多是华人、马来人和黑人，但白人也不少），这不能不令葡萄牙人印象深刻，他们是真的被那次饥荒搞怕了。
有了这个担心的先生们讨论起问题来效率多了。老于军事的巴内加男爵率先声明，他的部队缺乏足够严格的训练，战力比起东岸人的部队略逊一筹，但如果真要突围死战的话，他也有信心重创乃至全歼东岸人的这几千部队，但前提是参议会赋予他更大的职权以在城中招募更多的军人，可问题是他不认为他们有必要这么做。
总督阁下感谢了巴内加男爵为保卫澳门而付出的努力，他同样认为应该积极地与东岸人进行谈判，而不是搞鱼死网破式的战争，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相信也不怎么符合东岸人的利益。不过，要和东岸人达成协议，这条件怎么开，确实是很费思量的，大商人安古洛先生指出，东岸人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决不可接受，但他们接受有条件投降，以最大程度保障自己的利益。
塞凯拉先生坐在会议室里，一言不发，最后总督大人垂询于他，这才不情不愿地说道：“阁下，我认为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只在于一点，即以保全自己财产、安全和自由为条件，放弃与东岸人的最终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的指挥官看在部队免遭重大伤亡的份上会接受这个条件。但如果我们仍然妄想荣誉投降（即承认东岸对澳门的占领，并在战争期间服从东岸的一切合理指令、提供税收，前提是继续维持之前他们的种种商贸权利，同时也保留武器），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达成协议，东岸人会拼着实力打算也要把我们彻底围困至死，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塞凯拉先生的话令诸位先生们都有些不自然，因为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就是打的这个主意。换言之，他们可以为东岸人暂时效力——阿方索国王的威严在金钱面前就显得太过于苍白了——服从他们的暂时统治，并等待战争结束后决定澳门的地位。但在此之前，东岸人必须保障他们的种种权益，不然就得继续战争。
不过，这在前后调集了上万人马来到香山县附近的东岸人来说，可能吗？
会议最终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因为一些先生们仍然心存幻想，想要继续保留在澳门的特权，这无疑是结束战争的最大障碍。
2月28日，澳门城内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上千名被饥饿折磨得极为痛苦的人冲上街头，要求向东岸人投降。总督阁下亲自劝解但毫无效果，最终只能出动军队将其镇压，大牢里一时人满为患，且镇压他们的军人士气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低落。
3月1日，葡萄牙军队在绝望中第三次出战。在这次战斗中，巴内加男爵战死，全军死伤近九百人后退回了出发地。但他们相对英勇的战斗同样造成了东岸人不轻的伤亡，精锐的挺身队第四、第五大队数月以来已经各自减员三分之一以上，众多征战多年的老兵也相继战死，儒尼奥尔少校为此极为郁闷，不得不认真考虑起了葡萄牙人投降的建议。
3月5日，在最后一次战斗失利后，饥饿的葡萄牙人最终屈服于现实，他们打着白旗出城。在与儒尼奥尔少校商定不得随意杀人并强迫改信之后，葡萄牙人的军队最终列队而出，然后挨个上缴了武器，换取了一些赖以为生的食品。
第二天上午，已在香山县招募了一批新兵的第十一师三千余人，在师长博格丹的带领下列队进城，宣示了这座商贸港口的易主——葡萄牙人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落脚点，没有落在荷兰人的手里、也没有被英国人夺走，而是被东岸人攻破。
入城后的东岸军队遵守前约，没有展开屠城等报复行动，只是小规模的抢劫、强奸却怎么也避免不了。好在宪兵队还算给力，田上尉在看到闹得过火时就会上前逮捕几个人，然后将其送到城外与军夫们一起做上一两个月的苦力，以示惩罚。
澳门城内核心的总督府、仓库、修船厂、大型商铺、银行（当时叫货币兑换商）等设施，被儒尼奥尔少校亲率的挺身队占据，他们将所有葡萄牙军人驱赶到城外，让他们自己搭建战俘营，然后由新军第十师孙守正部看管。
而作为投降的好处之一，一支由郝尧同组织的运粮队开进了澳门城，解了两万余居民的燃眉之急，顺便也让郝尧同这些人发笔小财，毕竟他们在战争期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澳门城内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粮食的，长达三个月的围城已经耗干了大部分底层民众的积储，因此这些人此时只能望粮兴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绝望了，事实上儒尼奥尔少校还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即前往海珠岛上替东岸人兴建商站——唔，装备了二十多门大炮的商站——码头、公路和其他一些附属建筑，那里正缺劳动力呢。当然了，在登船前去干苦力之前，东岸人会仁慈地允许他们吃几天饱饭。